但是，当法治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时，其含义反而模糊起来，争议也由此产生，会存在多种对其含义的理解。

他分析了梁启超思想特质的持续性，认为1902—1903年前后的梁启超有关自由权利观只是由于摄取了西方思想而变得更加富有选择性和多层次化而已，并不等于思想变质了。其中，广义的移植具有一定的广延性，不仅包含了译语的创生、输入和落定，还包括了概念的意义变迁与本土文化的调适、法条化等诸多环节，间中难免涉及由他者转化为我者的种种问题。

[57] 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思想为之一变的面貌也体现在他有关自由权利的用语之多彩的盛况之上。[80]梁启超，见前注[77]，第69页。[80] 总之，梁启超的自由权利观是深具内在张力的，以致当今中国许多学者均认为他最终走上了国家主义的立场。今日已有不少人得知，明治时期的日本，曾经通过借用中国汉字翻译西方文献，藉此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学术用语的系统创制，建立了以大量抽象意义的汉字词为特征的近代词汇体系，并以相当程度的规模流入近代中国。其后，引人瞩目的相关研究，可参见王健，同上注，第219-255页。

[35]金观涛、刘青峰，见前注[8]，第110-111页。权利概念输入近代中国之后，曾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主义观念。法律体现国家意志，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底线。

因此，要解决这种混乱，就要在继续高度重视法治实践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法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十一）关于新权利的概括问题 近些年，大量的新权利的出现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因为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法治是一种齐头并进的局面，并不是说只有立法，其他方面也是在同时进行，只不过在制定法国家，立法要首当其冲，制定标准，凸显一些，但这种状况能不能被描述为一种立法中心主义？其次，司法中心主义有没有可能？认真检视中国法律实施的状况，法律实施包括执法、司法、守法三大块，我们的法律大多是由行政执法实施的，更多的是公民守法实施的，而司法的不告不理决定了司法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占有的比例是有限的。

文章调侃道：不是编辑好色，是人民好色。一般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律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历史呢？一切社会意识形态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

法的形式转化成法理学术语，就是法律渊源。二是把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出来、具体化，使党纪特色更加鲜明。全面从严治党，就要抓全党的纪律，使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党员不可逾越的底线。尽管对于法律渊源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作为一个通用概念，法律渊源是指有效力的法律表现形式，在国际上是有共识的。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一个经典的观点——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从法的社会本质上揭示了：法律产生于社会。于是，为了保护自然和环境这个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人类通过制定大量的保护自然和环境的法律、法规，来实现对自然和环境的保护。关于法的形式（也即法律渊源）。这一个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如何准确地概括一种新权利。

在非对抗的阶级社会，法律的阶级本质并不凸显，而社会本质可以贯通于法律的所有历史。法律无不是应对现实社会问题而产生。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以及两个治理体系即党的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提出，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理论上有重大发展，并进一步廓清了党规和国法之间的相互关系。（二）关于法的本质 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法理学上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民间有大量的规范形式，这些规范形式在民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九）关于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的命题 近几年，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法治应该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的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十八届四中全会，一直到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治国理政路线和方针。有些基本概念是属于法的元问题，有的问题属于元问题派生出来的问题。比如，关于动物有无权利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就有很多讨论，研究得很热闹，但动物、植物等自身是不会说话的，或者进一步说，动物、植物等是不会说人的话的，这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和事实。法律渊源是国际上通用的一个法学概念。

关于什么是法理？《牛津法律大词典》有一个判断：虽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但贯穿这几个世纪的法律哲学问题是不会改变的。比如，以中国为例，在环境保护方面，通过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来对野生动物进行法律保护。

直接民主制下讨论一个问题，一般实行全民公投，然后按照法定的票数决定，少数服从多数。或者说，法律的社会本质包含了法律的阶级本质。

于是，就要找到它们的代言人或者叫代理人。这些观点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是不相符合的。

结合这些年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对于法的泛化的理解，现在什么都是法，法无所不在。新疆一位老同志提出严重抗议，最后《大众电影》说改一下吧，刊登了一个老头照片，还是获奖电影明星，结果杂志销量由近百万一下跌了60万。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我们需要一种机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这一问题：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探索建立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专家学者等对立法中涉及的重大利益调整论证咨询机制。

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本文将对如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进行一些讨论、分析和反思：关于法的概念。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一种上层建筑，自然要反映各种各样的社会存在现象，法律的任务也是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应运而生。

在党规和国法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和区分。依法治国意味着党领导人民依靠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规治党意味着党依靠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这个定义表达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尤其是近些年在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存在着的对法的泛化的理解，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我国《民法总则》第10条并不能改变习惯的性质，即并不意味着有了这条法律规定，习惯就变成了法律渊源。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已经得到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基本共识。中国法理学这些年之所以出现了一些理论混乱，主要原因在于对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忽视，这种忽视造成的结果就是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而理论上的混乱主要是基本概念的混乱。因此，民间法概念的使用只是出于一种研究的便利，但它的概括性很有限。

对这句话怎么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有很多的争论。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人类作为自然和环境的代言人或代理人，通过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调整和规制、规范人的行为，来实现保护自然和环境的目的。

它们两者虽有一些区别，但是一种互相包含关系，即法治体系包括了法律体系，而不是一种超越关系。法理学应该警惕和纠正这种对法的泛化的理解。

无数的由于对自然的破坏带给人类的灾难——比如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制定法国家讨论法律渊源，其主要的目的是讨论清楚什么是法律的表现形式。